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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江景房小史:以前多住穷人和外国人

2019-04-13 09:51:17 [来源:潇湘晨报] [作者:钱烨] [编辑:刘畅畅]字体:【  
正在升级改造的潮宗街,由于多民国建筑,又靠近湘江,让我们有机会一窥民国时期的“江景房”是个什么样子的。作为长沙老城区公馆林立的一条老街,潮宗街不仅是当时长沙县的行政中心,也是城北一处重要的富人聚居区。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九如里公馆群来看,因为防洪设施不到位,当时的“江景房”还未像如今这般靠近湘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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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初长沙湘江边的民居。 图/陈先枢

正在升级改造的潮宗街,由于多民国建筑,又靠近湘江,让我们有机会一窥民国时期的“江景房”是个什么样子的。作为长沙老城区公馆林立的一条老街,潮宗街不仅是当时长沙县的行政中心,也是城北一处重要的富人聚居区。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九如里公馆群来看,因为防洪设施不到位,当时的“江景房”还未像如今这般靠近湘江。

杜甫江阁是长沙最早的“江景房”?

“层阁凭雷殷,长空水面文”是杜甫寄居长沙时在《江阁对雨有怀》一诗中所发的感慨。从诗中见,杜甫居住的“江阁”可正面俯视湘江,应该是长沙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“江景房”了吧。

对于穷困潦倒的晚年“诗圣”,我们这么来开他的玩笑似乎有失尊重。穷困加疾病,几乎将这位一生漂泊的吟游诗人逼到绝境,他在另一首《江阁卧病走笔》一诗中说:“客子庖厨薄,江楼枕席清”,则把“江阁”的简陋与自身的潦倒都交代得更清楚了。

所谓“江阁”,是杜甫的自我安慰。唐大历三年(公元768年)晚秋,杜甫从蜀中远赴湖南,准备投奔旧日好友正待调任潭州刺史的韦之晋。不料杜甫赶到长沙时,韦却不幸在此前暴卒,贫病交加的杜甫因此在湖南度过了人生最后两个年头。

杜甫初临长沙,取道湘江,船停靠在南湖港。此地岸上有驿站,是唐代长沙沟通外津的重要联络点。杜甫在此驿站旁送别了很多友人。如杜甫两次送别刘判官,写下了“杜陵老翁秋系船,扶病相识长沙驿”和“他日临江待,长沙旧驿楼”的诗句。驿楼即驿站,是古代驿道上供驿吏或来往官员、客人歇宿、换马之地。据《元和郡县志》载,唐代由长安抵郴州的驿道从潭州南通过。因而唐诗中长沙驿楼亦称“南楼”,如柳宗元《长沙驿前南楼感旧》诗有“今来数行泪,独上驿南楼”之句。

友人暴卒,无所依靠的杜甫暂居湘江边的佃楼(据说在小西门之外),居住条件简陋是可想而知的,而且夏季还可能遭受洪水的威胁。

虽然居住条件简陋,天性乐观的杜甫依然要苦中作乐。在江阁中,杜甫招待了官至御史“佐湖南幕”的苏涣,两人在阁中饮酒品茗,谈诗论文,极为融洽。杜甫描写潭州的名句“茅斋定王城郭门,药物楚老渔商市”,就出自他《呈苏涣侍御》的诗。

此外,经常在江边散步的杜甫曾偶遇年轻时就认识的长安大音乐家李龟年,写下了他最后一首七绝:“岐王宅里寻常见,崔九堂前几度闻。正是江南好风景,落花时节又逢君”。

湘江春日间的风景,恰逢旧日友人,长沙在晚年杜甫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洪水泛滥,河边住的都是穷人

杜甫寄居的佃楼,大约可想而知是沿河搭建的干栏式建筑。沿河的逼仄环境,洪水的威胁,都造成沿江的民居更像贫民窟。

明清时代,得益于水运发达,长沙城郭外沿湘江地带利于停靠船只的地方形成了河街。尤其是临近潮宗门、大西门等沿河的城门处,往往是码头林立。但临近河滩居住的,大约还都是穷人,鱼龙混杂,有挑夫、渔民、船老大或者难以入城的流民,在湘江边讨生活。如大西门、小西门外河街,在清末时,多为以批发杂货生意为主的南货店盘踞,由于紧靠湘江,产自桃江、安化的“玉兰片”“茶叶”,十分方便运输上岸,这些南货店专营批发,不设零售,营业方式为上午成交,下午分途送货。

沿河无法成为居民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洪水的威胁。据统计,在清代前期(1644—1839)近200年的时间里,长沙发生了19次较大的洪涝灾害。民国时期有关洪水的记载就更加详尽。如《长沙通史》记载,1927年5月,长沙一带“自十一日以来,淫雨为灾,湘江水势大增”,三日之间,河水遂由十二尺涨至三十一尺许,始则上岸,继则河街,迨至十六日则已入城矣。计由南门起,沿学宫门、小西门、大西门、太平门、福星门、草潮门(潮宗门)、通泰门,以至新河带房屋棚户,概行淹没,河街上水深数尺,民船在街上来往渡人。

可见孤悬城外的河街,在遇到洪涝灾害时,往往是首当其冲的,十分不利于居住。

现代化驳岸修建后,湘江边开始出现“江景房”

这种沿河破败的景象似乎在长沙开埠后,一转新局面。

据《长沙通史》记载,1904年长沙开埠后租界区设立在北门外,但北门外“沿河一带,目前于轮商贸易尚未便利,特议于关章所定起下货物处之沿河地段,即自永州码头起,下至西门鱼码头止,准各轮商指明租用”。因此,很多洋行都在城外河街与江岸上建造楼房,以致洋楼耸立,鳞次栉比,宛若闹市。许多外国公司在大小西门的上下河街、太平门外正街与上下河街、潮宗门外设立了办事处所。

长沙关税务司夏立士也在奏请总税务司的公文中说:“查省会商务辐辏之处,悉在西城内外,即沿门一带。原系铺户、船户群居之所,望衡对宇,万商云集。是以洋商各轮船公司早经在此买得地基,设立货栈,因此遂将新关及官银号、会审堂、巡捕衙皆设立于此。虽河边一带堆积渣滓,秽浊不堪,然一经修理码头,筑立驳岸,自然气象一新。此事固与口岸商家大有关系,除日商轮船公司码头业经造就外,并有数处定议兴修。”

在税务司夏立士看来,长沙沿河定居的条件在修建现代化的驳岸之后,可以解决明清时期河街“污秽不堪”的局面。相对而言,较为坚固的现代建筑也能忍耐洪水的侵蚀。

现代化的驳岸建成后,长沙关的官署也设立在潮宗门外的湘江码头岸上。这一批新建的官署、轮船公司与洋行可以说是长沙开埠后首批新式“江景房”,伫立在湘江岸边。

水陆洲才是民国时期江景房的最佳择地

洋人的涌入不仅带来新的建筑,也使得难以开辟的河滩成为新建筑的扎堆地。

相对于拥挤的老城区来说,新开辟的河滩地虽然临近湘江,有洪涝威胁,但是得益于通航便利与航运产业的发展,新的“江景房”如雨后春笋一样,在长沙城外拔地而起。相比较于岸边逼仄的环境,位居湘江中间的水陆洲则是开发“江景房”的最佳之地。

事实上,早在元代时,水陆洲洲尾就建有当时与黄鹤楼齐名的拱极楼,又称江楼。楼高约七八十尺,站在楼上,西瞻岳麓山,俯瞰湘江,风景极美。古有对联云:“拱极楼中,五六月间无暑气;潇湘江上,二三更里有渔歌。”可见,人们对于水陆洲上居高临远的拱极楼还是很喜爱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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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眺橘子洲上的英国领事馆。

长沙开埠后,水陆洲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也引得众多洋商前来投资地产。洲头就曾有德国商人韩利生建的别墅(后来成了造纸厂的办公楼)。中部有气派的英国领事馆、美孚洋行,以及后来建成的日本领事馆。

为了分一杯羹,长沙关税务司公署也在水陆洲上又建成一所洋楼。1906年,长沙关第二任税务司英国人烈悌写给总税务司的奏报中就谈及“查今年本通商口甚多建造之举,气象一新。如两大驳岸、四大码头,俱系玉石装成,整齐坚好,共长六百英尺,此本关与太古洋行所造者。水陆洲又建成一所洋楼,为税务司公馆,美轮美奂,掩映江山,将来此间必成为最妙居住地”。

这个“最妙居住地”,自然包括水陆洲的无敌江景吧。

富人们何时开始住在江边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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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5年的三汊矶。

与洋商洋行纷纷在湘江边、水陆洲建立“江景房”不同,长沙开埠后,长沙城内的富商虽然热衷于建设洋派公馆,但其位置仍处于老城内。

这一考虑似乎仍与洪涝灾害有关。虽然借助于现代化的驳岸,湘江两岸的堤坝得以加固,但是遇到上游山洪暴发,或者百年一遇的大水仍然有被淹的风险。

1906年,长沙关第二任税务司烈悌在写给总税务司的奏报中称:“腊底正初,倾盆大雨,连阴至四月之久,核计所降共英尺二尺二寸半,本口通商埠被淹两次,一次在三月初旬,水上驳岸二尺,河街来往须船,本关宛在中央,买卖不通者累日。嗣自三月二十六日起,山洪陡至,势若建屏,澎湃奔腾,令人莫测。至四月十八日竟逾驳岸十英尺。水患之大,据闻在三百年内无从考校。本关房基高逾驳岸五尺,屋内水深至四尺多。”

可见沿河的河街、外商洋行、公署依然难以抵御洪水。而长沙城内的富人何时开始移往江边的呢?

从目前保存的公馆数量较多的潮宗街来看,临江的九如里、连升街公馆群都是从民国初期开始修建的。修建较早的高大建筑如坐落于潮宗街梓园巷6号的四合院,为清末布政使衔道员张自牧的宅园。据郭嵩焘《絜园展禊图记》(公馆原名‘絜园’)载:“入园引回廊,两梧矗立”,“左右修竹飕飕”,颇具园林之胜。民国时,张氏家族没落,宅园就被改成了旅社。既然是四合院,该古典式平面布局的建筑,想见湘江也须步行,就很难作为老长沙的“江景房”纳入考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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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如里公馆。图/柳肃

具有西洋风格的九如里公馆群可以说具有江景房的资质,高耸的洋房伫立在江边,站在二楼的阳台上,或能欣赏城外湘江中千帆过境的美景。

联系到居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(民国时期省民政厅厅长曹伯闻、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经理辛衡若、原“国大代表”万衡等人曾居此),最初住进“江景房”,能够在城内眺望湘江远景的长沙人肯定少之又少。

而对比张宅与九如里公馆群,一个有趣的现象是,清末到民国短短几年的变迁,人们的居住理念已从庭院转向高楼了。(记者 钱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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